摘要：在我国,传统训练分期思维是指导竞技训练计划设计的主要理论依据,而训练分期思维造成的训练安排问题,仍然在实际上阻碍着诸多大项训练成绩的发展与训练效率的提高.以奥运国家队运动员为对象,采用理论与实验的方法,对大周期理论及其生物学基础进行了逻辑与实证分析,研究认为：传统大周期训练分期的时间与内容划分,不仅在哲学上具有机械决定论的浓厚烙印,而且从生物本质上,完全忽略了专项生物适应的结构化特征与生物极限能力发展进化所需的连续性生物环境条件.多元结构分期,不仅裂解了专项目标结构系统形成与优化的时间结构,而且主次不清的生物结构效应竞争,直接导致竞赛状态的不稳定甚至主次结构的反转;在训练管理上,则造成训练设计与安排“前松后紧”的普遍现象.一般适应综合征（GAS）与超量补偿理论,从原则上误导了高水平竞技训练目标成绩生成的生物规划逻辑,相对于GAS理论,时序判别的内环境稳态指标,可以更好地反映负荷对机体稳态的影响.训练的生物学意义是驱动从意识到DNA转录变化的经验生物信息网络构建,竞技表现能力实际上依据于机体系统内能否形成符合竞赛目标要求的系统生物细胞网络结构,竞技训练的生物逻辑就是竞赛目标生物细胞网络系统的构建.

摘要：随着竞技体育的职业化和商业化的发展,对一些体能类项目的高水平运动员全年参加重大比赛而一贯遵循的多年大周期训练理论形成了冲击,一些运动训练指导者开始质疑甚至摒弃“周期”训练理论.以案例分析法和访谈法对张虹奥运会4年全周期训练模式进行重现和分析,力图重新审视“周期”训练理论,从方法论的层面揭示“周期”训练理论演进过程中,必然经历多次的理论变迁和不同角度的质疑,对其理论内在逻辑的审视有利于该理论在发展中寻找变革发展与稳定之间的某种平衡,从而建立更为科学系统的理论体系.

摘要：体育科学研究方法选择与应用的科学性和体育科学研究方法本身的科学性同等重要.量化研究范式在体育科学研究中的过度使用,弱化了质性研究空间.量化研究与质化研究各有其局限性,质化、量化研究方法的融合才是科学研究的归宿.质化、量化研究方法的融合有两种形式：其一是质化、量化研究方法综合运用;其二是用量化研究范式处理质性研究材料.通过对量化研究与质化研究范式的分析,旨在强调质化研究在体育学研究领域的价值.现象学方法是质性研究方法的一种,现象学方法论以现象学理论为基础.经典的现象学研究方法步骤包括：悬置前见、描述体验与还原、主题分析与反思、主题反馈、撰写文本等.现象学研究也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现象学研究对于体验与反思的关注,正是人类不断纠偏、不断进步的有效途径.在过度重视量化研究范式的当前,要更多关注质化研究方法的灵活运用,以问题为导向,重视量化研究与质化研究的有效结合,丰富体育科学研究方法体系,提高体育科学研究水平.

摘要：对武术思想史的关注,是推进武术理论的必然要求,成为当前学术研究热点.本文通过文献资料等方法,分析了武术思想史的若干议题,提出史料是武术思想史研究的基础,甄别与互证程度高低决定了思想根基深浅;语境是历史上的特定时代,是武术思想发生、发展和成熟的历史现场;主体是基于占历史多数的大众习武群体,主体叙事遵循的是唯物史观,符合史学转型潮流;本体是区别于其它文化思想的抓手,是武术思想的最终建构;长时段彰显着武术思想的连续性,提醒我们摆脱“后见之明”,树立“去熟悉化”意识,从“无知之幕”探究思想之流.

摘要：基于认同的视角,以两岸“隔阂期”不甚为大陆所熟知但却开掘了台湾武术现代化之路的“北派武术”发展为研究对象,从南北比较视野下的北派武术概况、当局政权认同荫蔽下的北派武术发展机遇、北派武人中华武术自觉认同下的岛内发展、国际中华文化认同需求下的岛外传播4个维度展开讨论.结果显示：北派武术虽“后至”但籍以彼时当局创设的利好环境和北派武人群落自觉的中华武术文化认同下的顺势作为却“先发”至盛.不仅在组织建设、社会推广、学校传承、理论整理、军警普及等方面奠定了今日台湾武术发展的基架,并在迎合彼时海外中华文化认同需求的过程中率先实现了当代中国武术的早期国际化.研究旨在进一步拓展两岸“武缘”,以不断强化中华文化整体认同、密切两岸关系.